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给特朗普上一堂贸易常识课

文：任泽平 罗志恒

中美贸易战风起云涌，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重商主义沉渣泛起，事关两国人民乃至全球福祉。我们认为，有必要给小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先生上一堂贸易常识课。当然，您要是装睡，谁也叫不醒。

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原因是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减少中国出口，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七大深层次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

1）全球价值链分工，导致“出口在中国，附加值在欧美；顺差在中国，利益在欧美”，传统核算体系严重高估中美贸易顺差。

2）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必然要求保持贸易逆差以对外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清偿能力（特里芬难题）。

3）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赋予了美国一种特权，即可以无节制地依靠印美元、发美债的方式获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源，这必然导致贸易项下巨额逆差和资本金融项下巨额顺差。美元的超级特权相当于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以维持其霸权体系。

4）美国内部低储蓄高消费，必然导致外部巨额贸易逆差，背后原因则是高福利体制、低利率环境、美元金融霸权地位。

5）中美巨大的劳动力成本差异，决定了中国在中低端制造的比较优势，但美国却封锁了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美国制造业占比仅11.7%，服务业占比高达80%左右，美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生产难以满足国内需求，需大量进口。

6）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该领域逆差占对华逆差比重接近40%，但美对其他国家高科技出口为顺差。

7）外资企业巨额出口贸易，外资企业贡献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7%，美资企业是重要受益者，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而不能只指责一方，更不能要求中方单方面进行不对称调整而美方不作为。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更主要的是美方七大根本性原因。

不改变根本原因，即使单方面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仍会持续，只不过逆差从中国转移至印度或越南等。就像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虽然结果对日贸易逆差大幅减少，但美国贸易失衡问题却没有解决，而是转移到了中国和德国。

从全球历次贸易战看，英荷、英德、中英、美欧、美日之间均存在长期的贸易失衡问题，中美贸易失衡并非特有现象。从历史看，贸易战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如果管理不当存在升级到金融战、经济战、地缘战、军事战的风险。

中美贸易战的政治原因是在位霸权国家遏制新兴大国崛起。未来全球面临两大挑战：美国以及世界怎么接受更强大的中国，中国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规则和责任。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

让我们点亮烛光，走出中美经贸关系的黑暗时刻，抛弃冷战思维，以更加开放开明造福两国人民，造福全球。

中美贸易战相关研究：

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基本情况

从总量看，中美贸易总体为顺差，但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在服务贸易方面则是逆差，尤其在教育、旅游、金融保险等领域。据美方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3372亿美元，占美国逆差总额的59.3%。其中，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3757亿美元，占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46.3%，超过后九个经济体之和（42.3%）；对华服务贸易顺差385亿美元，增长1.2%，占美国服务贸易顺差的15.9%，排名第一位。

中国的贸易统计数与美国存在明显差异。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2758亿美元，占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5.3%，与美方统计值相差近1000亿美元。统计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美国笼统地将香港转口贸易部分计入中国，但实际上其中还包括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转口；二是美国对出口金额按离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按到岸价格计算，从而将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的双倍数额计入中美贸易逆差；三是统计范围差异，美国使用通用的贸易体系以国界为界，包括存储在保税仓库和自由贸易区域范围的一般贸易体系，中国实行特殊的贸易体制，以中国关境为界，只计入进入中国海关的商品，在保税仓库的货物未统计在内。根据中国和美国统计工作组测算，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了20%左右。

从结构看，中国主要对美出口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包括家电、电子）、纺织服装、家具灯具、玩具鞋帽等，中国从美国主要进口中间产品和零部件，以大豆、飞机、汽车、集成电路和塑料制品为主。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机电音像设备（包括家电、手机等）、杂项制品（家具玩具运动用品等）、纺织鞋帽，逆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大豆等农产品、汽车飞机等运输设备、矿产品等。

二、中美贸易失衡的根源：贸易战解决不了

中美贸易战的直接原因是中美巨额贸易顺差，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贸易战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减少中国出口，但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贸易战解决不了：中美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高消费、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等。

1、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在中国，附加值在欧美；顺差在中国，利益在欧美

传统的出口减进口核算并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时代下的贸易失衡与价值分配问题。根据大卫·李嘉图等人提出的传统贸易理论，全球贸易是基于各国的比较优势，各国仅从事最终品的贸易。但是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和运输的进步，产品的生产过程已经被切割为不同生产环节，而这些环节一般被跨境外包到能最有效完成的地点进行，全球价值链由此而生。

中国在全球分工中发挥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拉美、中东、澳大利亚等大量进口资源，从美、日、韩和德等国大量进口中间品，在国内进行组装和加工，然后出口至欧美，实际的增加值仅是加工组装的部分，但是传统的出口核算方法以出厂售价计算，中美贸易顺差被严重高估。中科院根据全球价值链（GVC）的测算方法计算，发现中美贸易顺差只是传统方式核算值的48-56%。

由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同，导致中美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的格局，但美国却得到了大部分利益。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调整，将其在国内已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中间产品、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加工贸易格局。由此，美国从日、韩进口转移至中国，日、韩等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呈下降态势，中国对美国顺差连年攀升，中美的贸易顺差包括了其他国家对美国的顺差。美对华贸易逆差占美逆差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9.4%升至2017年的46.3%，同期美对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贸易逆差合计占比从53.3%降至11%。

从全球价值链看，中国得到就业、税收和经济增长，企业和劳动力凭借获得微弱的利润和收入，但环境破坏、资源浪费的问题由中国承担。中国在链条中承担附加值较低的加工、组装部分，前端的研发设计、核心零部件的生产与后端的销售服务却在国外，大量利润回流到欧美在华的跨国企业，形成“顺差在中国，利润在欧美”的格局。但是，在出口核算时却计算全部出厂价值，中国贸易顺差被严重高估。

以苹果为例，苹果公司在整个过程中获得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制造领域参与者所获得的价值，而中国获得的附加值最低。2010年，时任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研究员邢予青和尼尔·德特尔特（NealDetert）测算，从增值角度看，由于日本和德国是iPhone零部件的核心供应商，美国的贸易赤字也可以分解为美国对日本和德国等国的贸易赤字，美国对中国在iPhone上的贸易赤字就从19亿美元减少到7300万美元。

2007年7月，美国加州大学的三位学者格雷格·林登（Greg Linden）、肯尼斯·克拉默（Kenneth L. Kraemer）和杰森·戴德里克（Jason Dedrick）发表论文指出，第三代30GB iPod零售价299美元，出厂成本为144.4美元，约155美元的价差价值中有75美元分配给了零售和分销，80美元则作为苹果公司利润。从相关各方获得的附加值看，成本中最大的一块是硬盘驱动器，由日本东芝公司提供，预计出厂价73.39美元，占iPod所有零部件成本的51%，日本从中得到的价值约为20美元；第二大部分是显示器，预计出厂价20.39美元，占零部件成本的14%，提供商是日本东芝松下公司，日本从中获得5.85美元的价值；第三大重要零部件是美国博通和PortalPlayer制造的微芯片，美国从中获得6.6美元的价值；除此外还有德国和韩国提供的零部件；中国负责iPod的组装，几乎处于工厂生产过程的最低端，组装成本仅为3.7美元，不到iPod出厂总成本的3%，中国从中获得的价值仅有0.11美元。综上，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量来自电子产品，但实际上包括日、韩、德对其的顺差，由于中国出口终端产品，顺差体现在中国；但中国获得的附加值却最低，美国跨国公司获得的利润最大。

2、特里芬难题：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必须保持贸易逆差对外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清偿能力，通过资本市场回收美元。

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指出，如果没有别的储备货币来补充/取代美元，以美元为中心的平价体系必将崩溃，因为在这一体系中，美元同时承担了相互矛盾的双重职能，即（1）为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提供清偿能力；（2）维持美元的币值，保持美元同黄金的汇兑比例。为了满足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要，美国只能通过对外负债形式提供美元，即国际收支持续逆差，而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将导致国际清偿力过剩、美元贬值（“美元灾”），无法维系对黄金的官价。如果要保证美元币值稳定，美国就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顺差，这又将导致美元供应不足、国际清偿手段匮乏（“美元荒”），这就是特里芬难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此时，美国经常账户失衡具有自我纠正机制，即逆差导致美元发行收缩，降低国内总需求和物价，增加出口减少进口。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形成了“其他国家向美国提供资源和商品，美国对外提供美元，其他国家通过购买美债和美股让美元回流美国”模式，美国不必担心这种模式导致黄金外流，必然是贸易逆差且持续扩大。只有逆差才能不断输出美元，提供国际清偿能力。同时，美元要维持国际储备货币职责，要维持相对强势地位，难以持续贬值，不利于出口。当贸易逆差大到一定程度，美国政府又通过他国货币升值、美元贬值改变局面，如80年代迫使日元升值及中国加入WTO后不断指责人民币被低估。“强美元”还是“弱美元”始终是两难。

3、美元嚣张的特权，导致了美国无节制地依靠印美元、发美债的方式获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源，这必然导致贸易项下巨额逆差和资本金融项下巨额顺差。

美元的超级特权相当于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以维持其霸权体系。

对此，巴里·艾肯格林在《嚣张的特权:美元的兴衰和货币的未来》做了精辟的论述：

对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一个更具争议的好处就是其他国家为获取美元而为美国提供的实际资源。美国铸印局“生产”一张百元美钞的成本只不过区区几美分，但其他国家为获得一张百元美钞则必须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美国印制美元与外国人获得美元的成本差异即是所谓的“铸币税”，其源于中世纪的领主或封建主，他们铸造货币，并从铸造的货币中拿走一部分贵金属，据为己有。）在美国之外，大约有5 000亿美元的美国货币在流通。为此，外国人必须要为美国提供价值5 000亿美元的实际商品和服务。

更为重要的是，外国公司和银行所持有的并不仅仅是美国的货币，而且还有美国的票据和债券。这些票据和债券一方面可以为其在国际交易中提供便利，一方面又可以让它们获得利息收入。外国央行持有近5万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和美国准政府机构如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不论是外国公司还是银行，它们所持的数额都在逐年增加。

由于外国银行和公司都很重视美元证券的便利性，所以它们愿意为此支付更多的成本。也就是说，对于所持的证券，它们并不要求有多高的利率。这一影响是非常大的：美国为其外债所需支付的利率要比其国外投资回报率低两到三个百分点。如此一来，美国即可保持如此差额的对外赤字。它可以年复一年地让进口多于出口，让消费多于生产，而对其他国家的债务却不会增加一丝一毫。或者，它也可以利用这一差额来投资国外公司，而原因就在于美元独一无二的世界货币地位。

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长久的伤痛。他们认为，在这个非对称的金融体系中，是他们在维持美国的生活水平，是他们在资助美国的跨国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的总统招待会中，查尔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使得该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而戴高乐执政期间的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则将该金融体系称为美国的“超级特权”。 

这些高调的言辞丝毫没有改变现存的体系。如同政治，在国际金融中，“在位”是一种优势。由于其他国家在交易中都大量使用美元，所以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可能与这一货币断绝联系，即便是批评美国享有“超级特权”的法国也不例外。这一点在20世纪60年代是事实，在60年代之后的20世纪亦是事实。 

但今天，在发生了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从美国开始并蔓延至其他国家——之后，批评美国享有“超级特权”的声音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响起。在此次危机爆发之前，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已经占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6%。要不要让美国保持如此高的赤字成为各国质问的重点。而新兴市场则抱怨由于经济扩张和央行所持美元储备的增加，它们不得不为美国对外赤字提供低成本融资，而不管它们愿意与否。基于低成本的国外融资，美国得以保持低利率，美国家庭可以过入不敷出的生活，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最终为美国的富裕家庭提供资助。在现行体系下，面对不断扩张的国际交易总量，其他国家为获取所需美元而向美国提供大量低成本融资，而这最终导致了危机的爆发。美国玩火，但在该体系的反常结构下，其他国家却不得不为它提供燃料。

如果说这还不足够不公平的话，那么还有一个事实：在这次危机中，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进一步加强。在2007年间，美元在外汇市场持续走弱，贬值约8%。但由于美国的债务是以本国货币为单位进行结算的，所以对它们的美元价值并没有任何影响。相反地，美国的国外投资，不管是债券投资还是工厂投资，都因为美元的走弱而升值。若转换为美元，它们抵消掉的利息和股息会更多。 

美元的贬值使得美国的对外头寸增加了近4 500亿美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美国外债的增长额度，要知道，美国有6 600亿美元的经常项目赤字。此外，这基本上也可以确保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债务稳定，尽管美国人的消费超出产出6%。然后，在2008年，亦即此次8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剧痛期，联邦政府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得数额庞大的款项，因为在外国人看来，在大动荡时期，美元是最安全的货币。再后来，在2010年春，亦即金融泡沫破裂时，投资者蜂拥进入流动性最好的市场，纷纷购买美国国债，使得美国政府借款的成本进一步降低，而除此之外，美国家庭的抵押贷款利率也随之降低。这就是“超级特权”的全部意义所在。

但现在，由于金融管理失当而导致的此次危机以及世界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运营的日益不满，已经让美元独一无二的地位受到质疑。批评人士抱怨说，美国政府已不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国际货币管理者。对于私营部门导致的这次“金融危机之母”，它视而不见。它背负着巨额预算赤字和异常庞大的债务。外国人对万能的美元已经失去了信心。他们正一步步远离这个用于贸易报价和结算、用于商品计价、用于国际金融交易的货币单位。美元面临失去“超级特权”的危险，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欧元、人民币或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

美国在经济和金融管理方面的严重失误将会导致其他国家逃离美元。而从最近的系列事件来看，严重的管理失当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未来，美国或许会遭遇美元崩溃，但这完全是由美国人自己造成的，与中国人无关。

4、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必然导致巨额贸易逆差，背后原因则是高福利体制、低利率环境、美元霸权地位。

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Y=C+I+G+NX，Y-C=S=I+G+NX，意味着储蓄S下降（或消费过高），净出口NX必然持续为负。储蓄率越低，意味着消费率高和投资率低，国内投资和生产难以满足消费需要，需大量进口，贸易赤字成为常态。

美国的低储蓄与高福利制度、长期低利率环境刺激居民过度消费等有关。财政赤字越来越大不断扩大总需求，扩大进口导致贸易赤字。2016年美国政府在医疗、教育和居民收入保障方面的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21.7%、13.6%和21.3%，合计56.6%。中国2017年在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分别为7.2%、14.9%和12.2%，合计34.3%。

5、中美劳动力成本和经济结构差异必然导致贸易顺差。

2017年中国人均GDP为8800美元，美国为5.9万美元，劳动力成本的巨大差异，必然决定了中国在中低端制造有比较优势，美国在高端制造和先进服务业有比较优势。但是，中国在对美出口中低端制造产品的同时，美国却封锁了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2017年中国三大产业的比重分别为7.9%、40.5%和51.6%，长期以来中国生产部门占比高，消费部门占比低，尤其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从而导致生产超过国内消费需要而转向出口。美国农业占比1%，制造业占比11.7%，服务业占比高达80%左右。美国的产业结构决定生产难以满足国内需求，需大量进口。

6、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该领域占对华逆差近四成。

美国对中国之外的经济体在高科技领域为顺差，但由于长期限制华高科技出口，导致对华高科技大幅逆差。

按照美方统计，2017年美高科技对华贸易逆差1354亿美元，占商品逆差的36%，占美高科技全部贸易逆差的122.7%，2005年该指标为109%。美国如果放开高科技出口限制，实现该领域的贸易平衡，即可减少逆差近四成。

分行业看，美对华高科技贸易中，除电子、航天、柔性制造有较少的顺差外，其他高科技领域如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信息及通讯基本为贸易逆差，出口量极少。其中，信息及通讯为美高科技对华主要逆差的来源，进口较大，与主要信息通讯产品在中国制造有关（如苹果）。

7、外资企业贡献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7%，美资企业是重要受益者：得了便宜还卖乖。

随着国际分工的广泛进行，美国的跨国公司开展全球性供应链布局，加大对华直接投资力度，使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跨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出口额成为我国对美顺差的重要原因，跨国企业获得大量利润。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显示，据中方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57%来自外资企业，59%来自加工贸易。

三、中美贸易失衡的解决之道：点亮烛光，走出黑暗

解决中美贸易失衡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而不能只指责一方，更不能要求中方单方面进行不对称调整而美方不作为。中美贸易失衡既有中国部分领域开放度不够、部分产品进口关税较高、政府给予部分国企补贴以保护发展中的幼稚产业等原因，更主要的根本性原因是中美经济结构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差异、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元嚣张的特权、美国低储蓄高消费、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美国大量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等。

不改变根本原因，即使单方面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仍会持续，只不过逆差从中国转移至印度或者越南等。就像上世纪80年代美日贸易战，虽然结果对日贸易逆差大幅减少，但美国贸易失衡问题却没有解决，而是转移到了中国和德国。

1、从美方角度，应正视贸易逆差产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原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1）客观看待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实，美国不能既享受“利益在美国”，又指责“顺差在中国”。

对美国而言，中国向美国出口低成本的工业品，为美国居民提供廉价商品，抑制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从全球价值链看，经济利益的分配也集中在美国。仅仅因核算方法的问题，而将巨额逆差归为中国的责任是不合适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应认识到贸易逆差是中美的经济结构和比较优势决定的。

（2）美元霸权与贸易顺差不可兼得，美方应适应全球经济多元化格局，让渡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补充人民币或者SDR提供清偿能力。

美元的国际储备地位决定其必然存在贸易逆差，需要新的货币补充其主导地位。SDR篮子的最新权重为美元41.73%，欧元30.93%，人民币10.92%，日元8.33%，英镑8.09%，美元仍是绝对的主导地位，但人民币的地位被低估。为实现中美贸易均衡及全球贸易再平衡，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清偿能力的提供者应当更加多元，美元必须让渡其货币霸权地位，根据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额占比确定其货币的话语权。美国不能无节制地依靠印美元、发美债的方式获取其他国家的商品和资源。

（3）避免过度消费，提高储蓄率，增加生产和投资。

美国必须改变依托美元霸权和低利率环境过度消费的模式，应当提高储蓄率。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主要国家意识到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重要性，纷纷推出制造业振兴计划，比如德国的《工业4.0》、中国的《制造业2025》，美国也应提升投资和生产。

（4）放开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

美国尤其需要开放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光电、信息及通讯领域的出口限制。一旦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实现对华贸易平衡，贸易逆差将削减40%。

（5）充分认识到若强行削减对华逆差，势必冲击到美在华跨国企业

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顺差的一半以上，若特朗普执意通过加征进口关税削减对华贸易逆差，美在华跨国企业利益将受损，终将损害美自身利益。

2、外部霸权是内部实力的延伸，中美贸易战，我方最好的应对是以更大决心更大勇气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坚定不移。

（1）坚定不移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改善营商环境。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好的纪念是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继续扩大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尤其在养老、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降低进口领域如汽车的关税，取消对国企的不合理补贴等；对内扩大民营企业准入范围，积极改善营商环境。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人大闭幕会上强调，“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李克强总理答记者问时指出，4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开放是密不可分的。“如果说中国的开放有新变化的话，那就是门会越开越大”。 

（2）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产业升级，提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低环境成本发展的时代渐行渐远，中国要大力推动产业升级，进入“微笑曲线”的两端，在全球分工的位置必须逐步上移到高附加值的生产上，逐步改变“顺差在中国，利益在欧美”格局。减少甚至取消对高污染、高耗能低端产品的出口退税，减少金融资源对落后僵尸国有企业的输血。

（3）通过减税、完善社保、精准扶贫、调节收入分配等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调整经济结构。

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造福于人民。提高个税起征点，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打响精准扶贫攻坚战，调整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的意愿和能力，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关键性作用。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促进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已经步入消费主导的经济发展阶段，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人均GDP已8800多美元；从住行向服务消费升级，买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达51.6%；消费增速已超过固定资产投资；经济新周期，居民就业和收入改善；13.9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与规模效应；一二三四五六线城市的梯度效应。

（4）联合欧盟、亚洲、非洲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继续发展“一带一路”。

美国的收缩战略（“美国优先”）为中国腾出了空间，在气候问题、全球化问题中国赢得了国际尊重。“一带一路”建设为其他带去了投资和贸易机会，我方应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同时转从欧盟、亚洲、非洲等其他国家加大进口，分化瓦解美国对部分“豁免关税”的拉拢，争取国际社会支持。

（5）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扩大人民币结算额，推动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提供国际清偿能力。3月26日，全球首批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在上海正式挂牌交易，是石油去美元化的实质性一步。

（6）制定新的立国战略。

未来全球面临两大挑战：美国以及世界怎么接受更强大的中国，中国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规则和责任。

中国最大的外交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的本质是新兴崛起大国与在位霸权国家的关系模式问题：韬晦孤立、竞争对抗、合作追随。从过去几百年新兴大国崛起的历史来看，当前所面临的贸易战、经济战、资源战、金融战等都是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需要卓越伟大的领导人、凝聚人心的梦想愿景、高超的战略智慧、纵横捭阖的外交布局、坚决灵活的执行力以及全方位的人才。

中国所需要解决的，无非是新的立国战略问题，即面对未来政治经济形势演化趋势以及世界领导权更迭，争取一种对我有利的长远的战略定位，类似当年英国的大陆均势，美国的孤立主义，中国当年的韬光养晦。

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初露曙光之际，中国再度面临“修昔底德陷阱”。中美贸易战拉开了全球领导权更迭的序幕，如能成功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将奠定未来内圣外王的基础。

作者简介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级）、研究院院长。曾先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室副主任，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分析师，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联席所长。兼任首都金融智库专家，科技部国家高新区升级评审专家，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兼职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兼职导师，对外经贸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

曾参与重大文件和改革方案起草，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量化绩效考核常年名列前茅。在《人民日报》、《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文章百篇，专著《宏观经济结构研究》入选“当代经济学文库”，出版译著《从奇迹到成熟：韩国转型经验》（艾肯格林、铂金斯等著，人民出版社），出版专著《大势研判：经济、政策与资本市场》（中信出版社）、《房地产周期》（人民出版社）。先后提出“新5%比旧8%好”、“5000点不是梦”、 “改革牛”、“一线房价翻一倍”、“经济L型”、“新周期”等重要判断，2015年大满贯冠军分析师，获得新财富四项大奖。

罗志恒，恒大研究院宏观经济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学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硕士、博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先后供职于建信基金、国泰君安证券，著有小说、散文、诗词约300万字，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若干，长于财税研究。